中国人为什么吃不起抗癌神药?

拾遗物语

中国进口抗癌药为什么这么贵?

 

 

 

 

2018年2月4日,世界癌症日。

国家癌症中心公布了一个数据:

我国去年新发癌症病例429万。

429万是一个什么概念?

平均一天增加1.2万人,

平均每分钟增加8人。

目前我国癌症患者5年生存率在30%左右,

而欧美发达国家达到了70%至80%。

欧美国家为什么这么高?

除了医疗技术更先进以外,

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——他们吃得起抗癌药。

很多癌症只要发现得不是很晚,

其实都有一个比较完善的方案:

用药物将癌症控制为一种慢性病,

让人获得一个较长的生命期。

这几天大火的电影《我不是药神》,

讲的就是用格列卫将慢粒白血病变成一种慢性病。

但这种治疗方案有一个致命问题——药贵。

“两年吃掉一栋房子。”

绝大部分中国老百姓是吃不起抗癌神药的,

所以只能在很短的时间内绝望死去。

 

 

中国老百姓为什么吃不起抗癌神药呢?

我们先从抗癌神药是怎么诞生的说起,

以治疗慢粒白血病的“格列卫”为例。

“格列卫”是怎么诞生的?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

医学界普遍认为——癌症是病毒引起的。

但学者诺威和亨格福德有点离经叛道,

觉得“不一定就是病毒引发了癌症”,

于是他俩开始关注慢粒白血病人,

希望可以找到“不一样的证据”。

经过几年观察,他俩终于找到了引发慢粒白血病的罪魁——22号染色体变短了。

22号染色体为什么会变短呢?

他俩花了十年也没找到原因。

直到1972年,

美国遗传学家珍妮特才找到了根源:

因为22号染色体与9号染色体发生了交换,

融合形成了一个新基因。

这个新基因导致酪氨酸蛋白激酶过度活化,

从而引起了细胞的失控性增殖。

正常人每立方毫米血液含4000至10000个白细胞,

但慢粒白血病患者的白细胞是正常量的10—25倍。

如果能找到一种药物,

来抑制酪氨酸蛋白激酶过度活化,

那慢粒白血病人就有救了。

这一找就是14年,

1986年,学者莱登终于找到了可以抑制酪氨酸蛋白激酶过度活化的化合物——伊马替尼。

有效化合物虽然找到了,

但把它变成有用药物又是一个漫长过程。

诺华公司耗费了十几年,

足足投入了50亿美元,

直到2001年——才制造出了格列卫。

研发一款抗癌神药有多难?

格列卫的诞生花了整整50年,

其中五位专家因此而获得了美国生物医学最高奖——拉斯克医学奖。

 

▲ 福布斯2016年数据

你知道研发一款抗癌靶向药有多花钱吗?

研发格列卫的诺华公司,

20年投入了836亿美元,

才研发出了21款新药,

平均每款药的研发费用近40亿美元。

著名制药公司葛兰素史克(GSK),

研发一款新药的平均投入是81亿美元,

换成人民币是500多亿。

而新药的专利保护期一般只有20年,

拿到专利之后,

要经过很长时间的临床试验才能上市。

等药物真正上市时,

其专利保护期就只剩下十余年时间了。

专利期一过,大家都可以仿制,

药价就会“断崖式下降”。

也就是说,

如果在专利保护这十余年时间里,

制药公司拿不回研发成本,

等待他们的就是——破产。

而制药公司若想做得更大更强,

就一定得赚回比研发成本更多的钱,

这样才有资金投入下一款药物的研发。

所以,我们不应该责骂制药公司,

责骂他们为什么要把药物定成天价,

因为不定成天价,

他们就要破产,

他们就无法研究下一款新药。

历史上,很多大型制药公司,

都是因为研发新药失败而倒闭的。

 

 

▲ 揪出慢粒白血病真凶的珍妮特被授与自由勋章

本来已经是天价的药,

到了中国会涨成“天价中的天价”。

以诺华格列卫为例:

一盒诺华格列卫,

在香港卖18000元,

在日本卖16000元,

在美国卖13600元,

在韩国卖9700元,

但在中国却卖23500元。

是诺华公司专门“欺负”中国吗?

非也,诺华公司给每个国家的价格几乎都一样。

那为什么格列卫在中国卖这么高?

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副巡视员郭剑英,

解释过大陆进口原研药价格为何会高于香港:

“香港没有5%的关税和17%的增值税,

没有15%的医院加价,

流转费用也不会达到20%多。”

 

▲ “药神”陆勇

进口抗癌药为何比天价还天价?

原因正在于此——

第一:高在了关税和增值税。

很多国家对进口原研药都不收关税,

药品增值税方面,我国为17%,

是欧洲平均水平的2倍左右,

而美国、澳大利亚等国则免收增值税。

第二:高在了“医院加价”。

2017年7月1日,

中国开始推行药物零加成政策,

取消了医院几十年来实行的15%药物加价制度。

但这个政策影响的主要是国产药物,而非进口药。

许多进口药都已进入医院自费药房,

而自费药房不受政策约束,

依然可以保持15%的加价。

第三:高在了“流转费用”。

什么是“流转费用”?

就是一种新药要想进医院,

并让医生为病人多开这种药,

制药公司就得给各方面利益和回扣,

这个利益和回扣就是“流转费用”。

葛兰素史克被立案侦查的高管梁宏估计,

药企运营在药价中所占的比重高达20%到30%。

经过这几个关口的加价,

天价药自然就变成“天价天价药”了。

 

 

如何才能让老百姓吃得起抗癌救命药呢?

第一个要努力的方向就是——纳入医保。

还是以诺华格列卫为例,

2013年,江苏就把它纳入了医保。

纳入医保后,

2万多一盒的格列卫,

可以报销1.7万,

自费只需要几千元,

负担一下就减轻了一大半,

由此可见“纳入医保”之好。

但很多人说:“每月还需自费几千元,我还是吃不起,能不能全报销啊?”

全报销可能吗?

不可能。

为什么呢?

“因为医保这个池子的钱是有限的,这里花多了,那里就只能减少。”

如果把钱都用到了报销抗癌药上,

那其他所有病症将被排除在医保之外。

这显然是不公平的,

没得癌症的病人难道就不能享受医保了吗?

所以说,“纳入医保”虽能解决一些问题,

但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,

因为没法将所有抗癌药都纳入医保,

纳入医保的抗癌药也没法实行全报销。

 

 

要把抗癌神药的价格大幅降下来,

除了“纳入医保”之外,

还有一个好办法——搞仿制药。

格列宁为什么在印度只卖200元,

而在中国却卖23500元。

因为印度卖的不是瑞士格列宁,而是印度格列宁。

印度格列宁,就是瑞士格列宁的仿制药。

仿制药为什么这么便宜?

因为没有高昂的研发成本,

而生产成本是极其低廉的。

那印度为什么可以仿制抗癌神药,而中国就不能呢?

这得从两件事说起。

一件事是——WTO。

印度是1995年加入世贸组织的,

中国是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的。

加入世贸组织的成员国,

必须得遵守一些规范——保护药品的专利权,就是其中之一。

也就是说,

我们不能随便仿制别人的原研药。

另一件事是——《多哈宣言》。

上世纪90年代,

南非艾滋病迅速蔓延,

形成了非常大的社会危害,

于是药品专利保护就引起了争议——明明有很好的艾滋病控制药物,我们却不能仿制使用,致使很多人失去生命,太不人道了。

正是基于“人道”这个原因

2003年,世贸组织通过了《多哈宣言》:

成员国在发生公共健康危机时,

比如艾滋病、疟疾、肺结核和其他流行性疾病时,

可以不经专利权人同意,

实施强制许可制度,

生产、销售其他国家和企业的专利产品。

 

印度为什么可以仿制欧美抗癌神药?

就是利用了这条“强制许可制度”。

印度实施强制许可制度,

强行仿制其他国家和企业的抗癌神药,

说白了,就是“耍无赖”。

因为癌症并不是传染病,

也并没有引发公共健康危机,

按理说是不能实施强制许可制度的。

但印度政府却不管,

因为这么多癌症病人吃不起药,

所以我就要实施强制许可制度。

中国为什么不敢效仿印度呢?

一是中国更注重大国形象,

觉得不能耍这种流氓行为,

如果个个都想印度一样“耍流氓”,

那全世界的医药体系就崩盘了,

没有任何一家企业愿意再研发新药。

所以,印度这种流氓行为,

也引起了很多企业和国家的愤怒,

美国和日本就曾多次威胁,

如果印度不撤销泛滥的强制许可,

便将向WTO提出申诉,

并推出相应的经济制裁,

所以近十年,印度收敛了很多。

 

泛滥的强制许可制度,

还会带来两个大弊端:

如果你不保护药品专利,

跨国企业就不会再把新药弄到你这里上市,

你以后就会缺少最有效的抗癌新药。

还有,如果你不保护药品专利,

本国企业也没有动力去研发新药,

这就会限制国家医药产业的发展。

这就是中国不敢效仿印度的原因所在。

但如果一点不搞“强制许可”,

也会产生一个大弊端,

就是不人道——很多人会因吃不起高价药而迅速死去。

所以,完全不搞“强制许可”,

其实也不是一个好办法。

那最好的办法是什么?

就是像巴西、南非等国家那样,

有限制地实施强制许可,

选择性地对个别药物实施“强制许可”。

有限制,强调保护专利。

有选择,强调保护人权。

两者结合,才是最佳决策。

有幸的是,中国已经开始这么搞了——2018年3月,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《关于改革完善仿制药供应保障及使用政策的意见》。

这个《意见》里有这么一句话:

“依法分类实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。”

这真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。

 

 

实施强制许可制度,

可以解决小部分抗癌神药的药价问题。

但大部分不能搞“强制许可”的抗癌药怎么办?

其实,还有一种模式可以学——加拿大模式。

加拿大采取的是政府谈判模式,

每当药企想让新药进入加拿大市场,

加拿大政府就和其进行谈判,

半善意半强制地劝诫他们要“薄利多销”——“薄利”总比“无利可图”要好得多。

通过政府谈判,

加拿大可以将大多数专利药的价格,

控制在美国市场价格的45%-65%。

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“大降价”了。

所以,中国其实可以学习这种模式,

统筹医保、医疗、医药,

建立国家药品价格谈判机制,

让进口药的价格大幅降下来。

当前抗癌药市场主要以进口药为主,

进口药价格通常在2-8万元一盒,

一年至少要十几万的费用,

这是普通老百姓无法承受的,

所以很多人只能躺在家中等死。

如果中国可以效仿加拿大,

癌症患者们一定会“喜极入告,额手相庆”吧!

 

 

在网上,看到很多人说:

“吃不起药,你活该。

谁叫你不购买商业保险呢?”

但购买了商业保险就一定吃得起药?

不一定。

那些推销重疾险的的业务员,

并不会告诉你:

重大疾病保险只赔一次。

所谓“保终身”,

指的也是因重疾去世时的一次性赔付。

有病史之后再也不能购买。

所以说,保险也不能保证你吃得起药,

假如你像“黄毛”一样得了白血病,

保险公司只会在你确诊时赔付一次,

你花完这笔钱就再也没有了,

你以后也再也不能买保险。

所以说,中国的保险制度以及保险产品的设计,其实也是需要改革和改进的。

比如,日本的癌症保险,

几年后复发转移也有赔付金。

甚至还有终身癌症险,

不会解约、保障一生。

这些,都很值得中国学习。

 

 

电影《我不是药神》里,

警察“周一围”追查假药时,

一个老婆婆抓着他的手说:

“4万块一瓶的药,

我吃了好几年了,

房子吃没了,家也吃垮了!

现在才好不容易有了便宜的药,

才500块一瓶,他真的不挣钱!

他只想帮我们!

你们把他抓了,我们就没法活了!

谁家还没个病人呢?

你能保证自己一辈子不生病吗?

我还想活着,我不想死……”

希望这世间少一点这样的悲剧,

希望这世间再也没有陆勇这样的药神。

这世界上很多事情,

是经不起等待的,

尤其是癌症患者的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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